1950年11月，初雪刚落，北京西郊军委大院的家属楼亮起了第一盏煤油灯。新搬进来的住户正忙着拼装书柜，他便是刚获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李丕璋。雪夜安静，他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因为一封来自福建长汀的加急电报摆在床头——那上面只有两行字：贾婉素、李子平，均安。
电报像冰水泼头，让他回到十四年前。1936年冬，红军改编八路军后，西安办事处就悄悄递来类似消息。可当时他已与随总医院转战多年的护士陈雅芝举行了简单婚礼。战火逼人，他没多想，只在心里压下一块石头。如今和平终于到来，那石头却越压越疼。
夜深，李丕璋搓着冻红的手，推开隔壁房门。陈雅芝正给三岁的女儿缝棉袄。见丈夫面色异样，她抬头轻声问：“又收到前线伤员名单？”李丕璋迟疑片刻，把电报递了过去。屋里很冷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两人只听见墙上挂钟嗒嗒作响。
短暂沉默后，陈雅芝把电报折好放回桌上，语气平平：“总算确凿了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人活着，总是好事。下一步咱们得想办法把母子接上来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李丕璋心底的不安并未因这句话而减轻。1934年春，红四方面军行至川北，他第一次在宣传队见到那个写标语的少女——她就是陈雅芝。那时，自己已被谣言笼罩：前妻被害，幼子失踪。悲恸和战事搅在一起，他几乎是本能地扑进工作，日夜不停救护伤员。
1935年5月过草地时，总医院缺纱布缺药水，他拆了自己的衬衣，又把随身西药全拨给急救组。严苛、沉默，却总能在半夜熬好一锅生石膏汤送到手术帐篷。陈雅芝第一次被他骂，是因为绷带漂洗不够干净。她躲在河边掉泪，却仍把那堆绷带重新刷了三遍。
次年初，战友何长江突然提及她哥哥已牺牲，托人照看妹妹。何长江再三观察后，发现李丕璋与陈雅芝之间已生微妙情愫，便婉转向组织汇报，两人旋即获准成婚。那是1936年3月，延安凤凰山脚，一片杏花微雨。
然而同年12月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八路军情报部门带回截获档案，证明贾婉素当年并未遇害。文件显示：她因掩护红军联络员获刑三年，后被转押福州，儿子由乡亲暗中抚养。由于战线拉长，这份情报被层层搁置，直至抗战爆发才送到延安。对李丕璋而言，一切已来不及回头。
建国初期，李丕璋常随调研组下部队，白天忙检疫，夜晚整理报告。陈雅芝则负责对外救护联络。夫妻携手的日子里，他偶尔会提起长汀老屋，语气颇为复杂。陈雅芝知道，那是他无法割舍的旧账，却从不追问细节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沉默的互信，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。
收到1950年那封电报后，李丕璋向总后请了十天事假，携陈雅芝南下。火车从京汉线一路驶到武昌，再换船沿漳河进闽西。途中，他们把能购到的白药、青霉素、绷带都塞满两个军用箱。陈雅芝悄悄在另一只布袋里装了五百元现金，那是她数月未动的津贴。
元旦前夕，一家四口踏进长汀县城的老天后宫街。巷口茶铺老板认出李丕璋，激动得差点把铜壶掉进火塘。再往里走几步，贾婉素拄着木拐站在门槛上。她消瘦却精神，见李丕璋，眼圈一红，还是摇头笑着说：“回来了就好。”
“娘！”十岁的李子平从灶房冲出来，一句稚气的呼喊让院子里瞬间暖和。陈雅芝不自觉往前迈步，又忍住。她第一次与贾婉素对视，竟没有尴尬，只有惺惺相惜。晚上，老宅台阶上摆着土鸡、地瓜酒、辣炒河虾，两位女人交错而坐，谈论的竟都是红军路上的旧事。
“既然日子安稳，你们就跟我们去北京吧。”李丕璋放下酒盅，语气有少见的请求。贾婉素轻轻摇头：“故土难离，我又有旧伤。让子平跟你们闯闯世界，我留这守祖坟，也算心安。”院子外的油灯飘了一缕烟，夜色像往事一样压了下来。
次晨，李丕璋带着儿子与“新”家一起北归。临别，陈雅芝塞给贾婉素那只布袋。贾婉素推辞，被她一句“路上给孩子买棉衣”堵了回去。
1951年春，李子平被送进北京育才学校，十五年后，他走出清华园赴上海研究所。当时物资紧张，他的行李里只有一部袖珍解剖图册，那正是李丕璋早年从上海医学院购得的英文版原件。
历史总会留下跳动的暗线。1966年，政治风雷突起，李丕璋被卷入林彪专案，以“医卫系统关系人”名目关押秦城。陈雅芝随之受到牵连，亦短暂被拘。不幸的是，李丕璋因多次手术留下的心脏隐疾，在狱中旧病复发，于1967年冬夜离世，时年六十。
获释后，陈雅芝直奔上海，把噩耗告诉贾婉素。那晚，两位老人并排坐在弄堂口，谁也没掉眼泪，只是长久地望着昏黄路灯。次年春，她们决定将户口一并迁入上海，理由很简单：孩子们都在这里，余生就守着他们。
1978年，国务院拨补烈士及冤假错案人员工资抚恤。李丕璋留存的二万四千元汇到上海。姐妹俩算了又算，各分五千，其余按四个孩子均分。李子平执意要回敬，两位老人摆摆手：“咱们都走过雪山草地，还能差这点钱？”
晚饭后，她们喜欢坐在阳台上晒脚。贾婉素八十三岁，陈雅芝七十三岁，手心的老茧依旧粗硬。楼下弄堂里，有儿童骑着竹蜻蜓奔跑，笑声一阵阵传上来。两位老人对望一下，都没说话，却在灯光里轻轻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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